《諫太宗十思疏》是誰寫給唐太宗的奏章

《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徵於貞觀十一年（637）寫給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勸諫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積其德義。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個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成就的開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統治時期，出現了安定富強的政治局面，史稱“貞觀之治”。

“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內容，即十條值得深思的情況。

“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議事進言的一種文體，屬於議論文。魏徵以直言敢諫而聞名，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李世民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給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餘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李世民問魏徵：“君主怎樣能夠明辨是非，怎樣叫昏庸糊塗？”魏徵答：“廣泛地聽取意見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個人就會昏庸糊塗。

從前帝堯明晰地向下面民衆瞭解情況，所以有苗作惡之事及時掌握。舜帝耳聽四面，眼觀八方，故共、鯀、歡兜都不能矇蔽他。秦二世偏信趙高，在望夷宮被趙高所殺；梁武帝偏信朱異，在臺城因受賄被下臣侮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死於揚州的彭城閣兵變。

所以人君廣泛聽取意見,則宦官不敢矇蔽，下面的情況得以反映上來。”首次出自《孟子·公孫醜上》。魏徵鑑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李世民偃革興文，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表現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

李世民即位初，曾與羣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認爲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爲：“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他舉例說，猶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一樣。他還批駁大臣封德彝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的說法，認爲商湯滅夏桀，周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他又進一步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明德慎罰，惟刑之恤是儒家思想，認爲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德、禮、誠、信：一個明哲的君主，爲了移風易俗，不能靠嚴刑峻法，而在於行仁由義；光憑法律來規範天下人的行爲是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