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改革是几几年
文化大改革是几几年的答案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考慮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作爲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爲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爲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鬥爭。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由於“左”的錯誤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累積發展，很多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最終釀成了內亂。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個會議先後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對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使“左”的方針佔據了主導地位。從此，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祕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爲“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爲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爲“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並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彙報後，於2月12日轉發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着文藝界，而且對着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
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爲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於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後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於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認識。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仍然看作佔主要地位的階級鬥爭，並運用大規模羣衆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裏行之有效的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爲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對馬列著作中某些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使人們日益陷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被認爲是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神聖事業，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則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爲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幹部遭到批鬥。紅衛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幹部羣衆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爲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爲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爲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爲路線鬥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後，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於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鬥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文化大革命 ”持續十年，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時間最長、範圍最廣、損失最大的挫折。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削弱，大批幹部和羣衆遭受殘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文化大革命 ”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