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發起成立國民雜誌社，聘請誰爲導師？

李大釗。1919年1月，《國民》雜誌創刊，周炳琳與鄧中夏、許德珩等輪流擔任編輯部主任，並發表《鮑爾錫維克主義底研究》《社會主義在中國應該怎麼樣運動》等文章，號召“建立共同消費、共同生產的新社會”。

同年3月，周炳琳和鄧中夏等14位同學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組織同學到北京四城及農村講演。

五四運動爆發後，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祕書、北京學生聯合會祕書，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國民雜誌社，是“五四”時期較有影響的社團組織，當時曾發揮了積極的社會作用，有力地推動了當時青年的思想解放和意識更新。李大釗在其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實際上是《國民雜誌》的總顧問，對其進行了熱情的幫助和指導。他還在《國民》上發表文章，增強了《國民》雜誌的反日傾向。

其豐富的思想內容和強烈的時代精神對青年反帝鬥爭起着導向作用，促進了青年思想意識的提高和《國民》雜誌的進步。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七歲起在鄉塾讀書，1905年入永平府中學，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青年時代，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志要爲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後，開始發表文章，揭露軍閥官僚的統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憤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

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後，在日本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向國內寄發《告全國父老書》。這時，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他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積極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當時擡出孔子來維護自己統治的反動勢力展開猛烈的鬥爭。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大釗同志受到極大的鼓舞和啓發。他逐步明確地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成爲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同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尚不足三十八週歲。爲紀念李大釗同志，發揚他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精神，中共中央於1983年3月18日將他和他的夫人趙紉蘭同志（1883年——1933年）的靈柩移葬於新建的李大釗烈士陵園。

舉例說明北京大學是一所具有愛國、進步等傳統的學校

這個很好你裏面看看今年是北京師範大學建校一百週年。值此喜慶的節日，謹借校刊一角向各位師長、校友介紹一下我家三代人與母校的關係。

我的祖父許德珩曾經與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平師範大學的學生一起發動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愛國運動，並曾在北平師大任教。

我把我所聽到的他對這些事件的回憶介紹給大家。 1913年7月，祖父在家鄉江西省九江府參加辛亥革命將領李烈鈞發動的湖口起義，討伐“乘時竊柄、帝制自爲”的袁世凱。湖口起義失敗後，祖父流亡到上海，1913年冬考入吳淞中國公學讀書。1915年暑假，他考入北京大學。

1918年5月，北洋軍閥政府勾結日本軍國主義，祕密締結《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出賣中國的領土和軍事主權。中國留日學生舉行集會抗議簽訂這一協議，遭到日本當局的鎮壓，全體留日學生憤然罷課回國。留日學生的行動激發了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的愛國熱情。

5月21日，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等校的兩千餘名學生到新華門向總統請願，反對簽訂這個協定。祖父等8名學生代表手捧請願書求見總統。在祕書答應將請願書轉呈總統之後，學生們就回學校了。

請願沒有結果也沒有造成什麼影響，旁觀的市民都不知道學生們爲什麼集會。這次請願的失敗使一些激進的愛國學生認識到了組織起來的必要。不能坐視國家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要組織起來，發動民衆，挽救國家的命運。

於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成立了北京學生愛國會。學生愛國會的部分骨幹分子創辦了國民雜誌社，出版《國民》月刊，宣傳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國民雜誌社的主要成員有北大學生鄧中夏、張國燾、黃日葵、高君宇、陳寶鍔、許德珩、周炳琳、段錫朋和北京高師學生熊夢飛、匡互生等。國民雜誌社的同學們以民主科學爲旗幟，爲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而奔走，不遺餘力。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英、法、俄等國爲首的協約國集團戰勝了以德、奧爲首的同盟國集團。中國參加了對德作戰，是戰勝國之一。 1919年1月，帝國主義集團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日本代表不顧中國的戰勝國地位要求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所侵佔的一切權力。4月，帝國主義集團同意日本的要求，段祺瑞軍閥政府爲從日本政府獲得軍費鎮壓人民，指示中國代表屈從日本的要求。

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中的北京學生被這一消息震驚了。他們更加看清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本質，更加看清了軍閥政府打內戰、欺壓人民，出賣國家主權的本質，憤然走出校門、發動民衆、保衛國土，與軍閥政府作鬥爭。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爆發了。5月4日上午，北京十餘所學校的三千餘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前，要求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懲辦負責巴黎和約的官吏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

在集會上，宣讀了國民雜誌社委託我祖父起草的《宣言》：“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做萬死一生之呼救乎?”學生遊行隊伍由天安門來到東交民巷使館區，準備向英美法意四國公使遞交山東問題之意見書。因庚子條約規定中國人不得隨意在使館區通行，學生隊伍被阻於東交民巷西口的鐵柵欄外兩個多小時。最後由段錫朋、許德珩、羅家倫、狄福鼎四人代表全體學生向美國公使館遞交了《陳詞》。

而後，憤怒的學生向位於東城區趙家樓衚衕的曹汝霖住宅進發。學生們搗毀了曹宅並放火點燃，還痛毆了正在曹宅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前來鎮壓學生的軍警逮捕了32名學生，其中有許德珩等二十名北京大學學生和初大告(初銘音)等8名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

北京的學生運動迅速地擴大到全國各地，近百個城市的學生紛紛起來響應。隨後，工人、商人和市民也加入了運動的行列，軍閥政府岌岌可危，被迫於6月10日將曹、章、陸免職，6月28日通知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這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是五四運動的先鋒。

我祖父於1920年1月赴法勤工儉學。他在巴黎大學學習社會學並翻譯了涂爾干著《社會學方法論》一書，經蔡元培先生推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7年2月，祖父回國，他到廣州中山大學和黃埔軍校任教，講授社會學和社會主義史。

自1927年4月開始，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員，迫害進步人士。12月，祖父與祖母勞君展逃到上海，躲在租界中翻譯書籍。祖父翻譯了馬克思著《哲學之貧乏》、布哈林著《唯物史觀社會學》和《共產主義之路與工農聯合》、拉法格著《家族進化論》等。1929年底，祖父應邀到暨南大學任教，講授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

1931年4、5月間，當局以宣傳共產主義爲由，責令暨大將其解聘。7月，應北平師範大學徐炳昶校長之邀，祖父到師大歷史社會學系任教，後轉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雖然離開了師大，但祖父一直與師大的師生一起爲民主科學而奮鬥。

1935年12月9日，北平15所大學的萬餘名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當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祖父、祖母與北京大學、北平師大等校的學生一起走上街頭，與軍警的大刀、木棍和水。

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與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及北洋政府對內壓榨對外妥協所造成的民族危機；是由於隨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新興社會力量的成長、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及十月革命的影響；直接原因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這些爲學術界所公認並多有論述。

另外還有一點，尚未引起人們的充分重視，那就是留日學生愛國鬥爭對國內的影響，也是五四運動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擬就所見到的史料來說明這一問題。一1918年5月，留日學生歸國後發起的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鬥爭，在廣大學生中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愛國怒潮，成爲五四運動的預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無暇東顧，而日本帝國主義卻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成爲中華民族最兇惡的敵人。留日學生“從日本人學到的近代知識，和從他們得到的輕蔑對待，混合了他們自己對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政策的憤恨，產生了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意識”【注:〔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譯本，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428頁。

早在1915年初，當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的消息透露後，留日學生便怒不可遏，當即成立了留日學生總會，2000多學生集會抗議；隨後500多人組成歸國請願團，開展愛國救亡運動。留日學生總會幹事李大釗起草了《警告全國父老書》印發全國，呼籲“舉國一致”，“衆志成城”【注:《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頁。】，督勵政府，不許賣國。

5月7日，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政府遞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後通牒；5月9日，袁世凱表示承認，並命令外交總長陸徵祥在條約上簽字。消息傳出後，留日學生總會又立即開會表示反對。李大釗再寫《國民之薪膽》一文，編入《國恥紀念錄》中廣爲散發，要求全國上下“永永世世勿忘此五月七日”。

這些活動對當時及以後國內愛國運動的開展，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1918年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鬥爭，如同郭沫若所評價的那樣：“當時在國內留下了不小的影響。公平地說來，這當不失爲五四運動的導火線之一。”【注:郭沫若：《鳧進文藝的新潮》，《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頁。】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日本也參與干涉並趁機擴大在華利益。

1918年初，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商談中日軍事行動問題，不久，日本外務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換了關於“共同防敵”的照會。5月16日和19日，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先後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簽訂該協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蘇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藉此進一步控制中國，特別是爲鞏固其在北滿的統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內部文件中這樣寫道：“根據日中同盟，帝國將取得絕大利益，即在軍事上以協同作戰爲理由，可在中國領土內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動帝國的軍隊，而且在軍事上當然以相互支援之名義，參與編練中國軍隊；尤爲重要的是有利於我控制掌握軍火製造的原料。

在政治上，基於同盟關係，積極參與其內政，以便於從各方面扶植帝國的政治勢力。在經濟上，以同盟協作之名，開發其豐富的資源，努力開拓市場，以利於帝國經濟的發展。”【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1冊，第594頁。】這裏，日本企圖利用中日結盟的關係，將中國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完全置於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中日軍事協定》的談判，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在交涉過程中，其部分內幕仍不時爲中外報紙所探知披露。留日學生聽到消息後無不義憤填膺，連日晚間舉行集會。5月4日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的聯合會議，一致通過留學生全體歸國問題；5日的聯合會議討論了救國大綱，宗旨爲“一致對外”，擬組織“先發隊”歸國。

5月6日，留日學生各省各校代表46人（內有女生3人）在東京神田維新號中國飯館集會，議決歸國程序、方針等問題。日本警官數十人與偵探數人持刀闖入，不問情由，對學生拳腳交加，並全部逮捕至西神田警署加以審問、毆打和侮辱。學生們毫不畏懼，慷慨陳詞。

署長理屈詞窮，次日黎明不得不將其全部放出。日本警察的暴行，進一步激起了留日學生的憤慨，加速了他們的罷學歸國。據5月17日《朝日新聞》報道，截至16日有390多人回國，“這一騷動，使歷來招收中國學生的學校一時無法繼續上課，大多要停課”。而實際歸國者比日方報道的數字多得多。

當時留日學生共約3000人，其中95％以上參加了罷課抗議鬥爭。據中國“五月十七日報載，僅至上海者已達一千四百餘人”【注:彭明：《五四運動史》，第195頁。

到8月爲止，“回國者共達兩千餘人，約佔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三分之二”【注: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留日學生歸國後大部分滯留上海。他們組織了留日學生救國團，頒佈了數條工作方法，旨在喚起全國民衆，拒籤《中日軍事協定》。

救國團總部在上海創辦發行《救國團日刊》、《救國日報》，以激烈的言詞，鼓吹救國；組織演講隊，通過幻燈、電影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派代表往見軍政各界人士，並通過談話會等形式促進各界民衆的交往與合作，使上海市內很快出現了國民救亡會等羣衆團體。5月31日，上海13校2000餘名學生前去淞滬護軍使署請願，要求召開各界聯合會，得到允許。經過留日學生籌備，上海各界聯合會議於6月23日開會，後來它成爲上海民衆聯合進行愛國活動的半合法組織，在五四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

分赴各省區的留日學生，先後組織起本省或本市的留日學生救國團支部近20個，基本上遍佈全國，他們發動並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反日愛國活動，爲全國性的愛國運動的掀起打下了基礎。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北京學生的請願鬥爭。留日學生派到北京的代表是李達、龔德伯、王希天和阮湘4人，由阮負責。1918年5月15日，李達等到達北京之後，立即去北京大學進行聯絡。。

1918年10月國民雜誌社聘請誰當導師

聘請李大釗爲導師。1918年10月，周炳琳與許德珩、鄧中夏等人發起組織國民雜誌社，聘請李大釗爲導師。

1918年10月“學生救國會”會員發起組織“國民雜誌社”，以李大釗、邵飄萍爲指導，出版《國民》雜誌。